在解剖学课堂上,逝者重获新生
2015-04-08 23:27:01  来源:资讯传媒中心

停尸房.jpg

(本图与山大医学院并无直接关系)



[ 15年春节期间,山东大学医学院因为拆迁的问题导致科研用途的尸体外流,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停尸房中的尸体将会面临何种命运,是曝尸荒野还是入土为安?带着一系列疑问,我们走进神秘的山大停尸房,领略人类在死亡之后的重生。]            

 

人的一生,在时间流逝中走向死亡的终结。

 

然而有的人,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让逝去的生命复生。

 

揭秘遗体捐献中心

 

山东大学医学院遗体捐献中心是负责接收遗体用于医学教学的机构。

 

在红十字会未同山大医学院暂停合作之前,捐献者生前需联系山东省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捐献协议,在其去世后红十字会按捐献者意愿将信息告知各个接收站,接收站再派专人上门接收,医学院遗体捐献中心正是接收站之一。

 

接收回来的遗体经清理后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保存,直到上课使用前从中打捞出来、晾干,由各班级的教授领着男生抬去课室。

 

从山东大学医学院遗体捐献中心的登记表上可以看到,申请捐献遗体者的年龄从80岁到22岁不等,以老年人居多,大部分是老红军、高级知识分子、机关人员等。此外,还有部分捐献者是绝症患者。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表示他们的解剖课使用的是多为男性遗体,因为女性遗体数量少、尤为珍贵,于是更多地用于科研而非教学。

 

山大遗体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在遗体解刨用于科研、教学后捐献的遗体使用完毕后都会统一集中火化,如果家属有要求可以取回骨灰。但因为是统一火化,骨灰不好分辨,因此捐献中心也会保留遗体的头发交还家属留作纪念。

 

每学期第一堂解剖课,医学院的学生们都要对尸体默哀,老师也总是要讲解遗体捐献的意义,作为“医德教育”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多数学生表示第一次上解剖课并不害怕,个别女生可能因为不适应会呕吐,“(福尔马林的)味道挺重的,很难闻”,但他们带着单纯的学习目的去解剖尸体,更多的是感到兴奋而不是恐惧,心中排除了杂念。可见,遗体只是用来配合教学,也并没有许多的鬼神传说,坦然面对就能顺其自然。

 

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

 

对于每一名临床专业的医学生来说,专业解剖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在讲台上进行讲解的老师,另一位就是静静躺在他们面前的“无语良师”——遗体捐献者。

 

尽管现在医学教学已经拥有了模型、图谱、影像资料,甚至计算机模拟技术,但这些“纸上谈兵”的做法对医学生认识人体实际结构而言有局限和偏差,不能完全替代尸体解剖教学,只能作为辅助教具。

 

从1991年以来,山东大学医学院(前身为山东医科大学)每年接受50多个志愿捐献遗体者的申请,但真正落实的仅有5个。

 

2012年,山东大学医学院从红十字会接收遗体数量仅十余具,因为遗体数量稀少,“现在都是十多个学生围着一具遗体做解剖,而理想的情况是两人一具遗体”,而且仅仅限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我国,临床解剖教学最低标准是6名医学生拥有一具尸体,口腔、护理等专业的学生也要学解剖。这意味着,学校每年尸体缺口为400至500具。

 

实在迫不得已,学校只好费尽周折向上海和东北三省的的兄弟院校“借尸还教”,从协商到运输要经过诸多关口。

 

山大医学院的李振平教授曾对此现象发表看法:“学医就像学修车,如果没有汽车,或者没见过汽车的内部零件,怎么能学好修车!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就没有医学,解剖是医学基础中的基础,而我省各大医学院校里尸源紧缺的现象,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  

 

传统观念阻碍“复生”

 

遗体捐献,是公民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早在1983年8月1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科学家及文学艺术家杨尚昆、胡乔木、余秋里、谷牧、陈丕显、钱学森、贺敬之等24位老同志,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一文。   

   

为何至今,“复生”事业依旧遭遇重重困难?

 

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一大拦路虎,这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省尤为明显。人们信奉“入土为安”的伦理教条,认为遗体捐献是对逝者的大不敬,会打扰亡灵的安宁,因此都对“遗体捐献”畏若猛虎。即便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山大学生,平均十个受访学生中将近半数表示,自己不会参与。这表明较高的知识水平尚不足以令他们发自内心接受遗体捐献,更何况其他的普通民众?

 

除此之外,家庭阻挠是更加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家属怕周围的人说闲话,长辈死后“任人宰割”令后辈背上了不孝的“黑锅”,或者担心遗体用于商品交易是对遗体的不尊重。因此,在报名者中,最终实现遗体捐献者几乎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遗体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曾屡次遭遇这种两难的情况:志愿者生前办理了捐献登记,并经公证处公证后生效,然而志愿者去世后,亲属却又反对捐献。依照法律条例,自然人生前与有关遗体捐献中心的遗体捐献协议,是一种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但是根据若干规定,出现死者近亲属意见不统一的遗体不能捐献。因此遇到家属不同意的情况,即使接收单位拿着协议书,也不可能到死者家中将其强行拉走。

 

总之,伦理观念障碍、法治建设滞后、人文关怀缺乏、生命教育缺失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遗体捐献事业发展困难重重。

 

2003年山东省实施的《遗体捐献条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体供求的突出矛盾。可是,在中国的传统背景下,以法律形式强制保障捐献执行,对悲痛的家属提起诉讼,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复生”之路依旧漫长

 

在西方发达国家,遗体捐献有完整的机制和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有些国家将驾照与遗体捐献相结合,公民在拿到驾照时,会填写一份相当详细的捐献志愿,这些志愿信息会录入到专门的机构,当志愿者去世时,专门机构就能得到进行后续工作。

 

上海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施行后,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尽快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遗体捐献文化”,发扬这种奉献精神。

 

在2009年,山东省红十字会与济南市红十字会联合建设的“遗体捐献纪念林”让捐献者亲人有专门祭奠缅怀亲人的地方,使他们能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同时也能促进社会公众对遗体捐献的认识。

 

针对受访学生既然遗体捐献是无偿的,为什么器官移植的时候需要收费的诘问,李振平教授建议“可以考虑仿效无偿献血中的做法,就是可以让捐献者的直系亲属和配偶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有需要,可以免费移植使用他人捐献的器官”。

 

目前国内的科普还存在很大问题,学校教育更侧重于具体某种科学技能的知识,遗体捐献这类带有人文关怀的科普知识普及率还不高。而遗体捐献不论用于器官移植,还是医学研究、教学,都将是为人类生命的延长作贡献,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从青少年群体开始,加深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学会尊重生命,摈弃一些固化的传统观念,同时有关部门早日出台更具体的操作办法,使“复生”之路愈加平坦,这也许是为先行者们的最大的希冀。

 

记者:陈阜贤 张颂蔚      编辑:张新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