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性与捐献精子的伦理争辩
2014-12-08 16:10:04  来源:资讯传媒中心

捐精——“不道德”的人道主义201412070.png


居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男宿舍楼的同学对捐精这个词应该不会陌生,在宿舍楼的厕所墙上,便赫然贴着山东精子库号召大学生捐精的广告。这些张贴的广告大多因为时间太久而模糊不清,但主要的字迹还能辨认——诱人的补助金额、关于隐私的承诺。这些信誓旦旦的保证和金钱的诱惑似乎并未让这里的学生鼓足捐精的勇气。有关捐精,不仅是身体,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邓超主演的电影《巴黎宝贝》便上演了一出由捐精引发的温情故事。但现实可能会与电影的剧情截然不同。捐精,也许会跟经济有关,但一定与亲情无关。


电影中的捐精者里奥与他年幼的女儿卡莱尔经历一番波折后最终相认,卡莱尔与她的母亲之所以会承认里奥的“父亲”身份,不是因为DNA,而是里奥对女儿掏心掏肺的付出:为孩子做饭、陪孩子玩、哄孩子开心,帮助孩子树立起健全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捐精者里奥一定程度上履行着父亲的责任。


如果不出意外,这一温情的故事只会发生在艺术作品当中。而在现实生活里,捐精者与父亲,完全是两个身份。因为相关的流程和制度不会允许这两种身份有任何重合的可能。因此对于捐精,人们更多需要关心的,也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


参与者反对,观望者支持


大学生是捐精的主力军,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对捐精持有异议的人也不乏少数。他们抵触的原因通常不是复杂的流程和法律问题,而是与性相关的暧昧,以及在这之后所产生的情感与伦理问题。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捐精时,刘城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根本不了解捐精,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在不清楚后果的前提下,不会这样做,就算是捐精的补助丰厚也不会。”他认为捐精应该像献血那样得到提倡和宣传,“国家应该对捐精设立标准与相关法律,让群众知情并理解这种行为的后果、用途及影响。要不然不会有人愿意冒险的。” 


不过明确表示否定的还是少数,除了为数不多且愿意承认有捐精想法的人,多数男生不置可否,不过金钱确实对他们构成了诱惑。“看情况,如果缺钱就去。”男生F说道。也有其他男生表示,如果补助丰厚“(去捐精)积极性会更高”。


提及“捐精”,“性”这个话题,总是绕不过的。捐精时提供的一些成人影视作品,刘城认为这算是色情,“在道德上无法接受”。而捐精的支持者梁东的观念正相反:“性行为也是一种生活中的正常行为,成人影视只是将其录制下来。当你将其进行传播,特别是传播给未成年人的时候才算是色情,成年人观看并不能算。而捐精仅限于成年人,所以我认为捐精不是色情。”F也认为,捐精不算色情,“因为捐精的目的是干净的”。


同样绕不过的还有亲情。不愿意捐精的刘城说:“涉及到自己的亲生孩子,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然而对于可能降生的后代,梁东的态度则是:“好奇会有,但不会付诸行动。因为那个孩子属于养育他(她)的父母,跟我没有关系,我的使命只是捐献精子,但并不对这个孩子负责。”


谈到捐精的初衷,梁东笑着说是想“挣一些钱,不愿老是依赖父母的资助”。这样的动机使得梁东捐精的想法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勇气可嘉”。不过,在看到山大校园男洗手间里张贴的宣传单之前,他对于捐精的了解,也只是零而已。为此,梁东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关于捐精的知识。


梁东虽然愿意捐精,但是却并不鼓励大规模的宣传,“没有人捐精也不会造成他人的死亡”,这与医疗中对血液的需要不同,“只需要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行了,愿者上钩,而不是培养成一种风气。”与他持类似看法的还有2014级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张庆,“捐血的用途在于拯救一个即存的生命,但捐精创造的是一个未知的个体。但捐精的意义还是挺大的,可以让人们更健康的面对‘性’这个问题。”


张庆表示对捐精并不了解,在记者向他普及捐精的相关知识后,他说:“其实没有很抵触,关键有补助”。他又说补助并不是捐精的动机,“我看大爆炸里谢耳朵也有去过”,也许是偶像的力量。


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比较开放,年轻人不仅在观念上没有障碍,他们相对自由的性生活和对性知识的掌握都大大降低的捐精的难度。而中国学生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身处的校园、社会并未形成对捐精这种行为的系统认识。有关精子库的商业宣传也是被法律明令禁止,我们不可能在电视、网络上看到相关广告,国家和政府也不可能公开宣传,进行“捐精扫盲”。因此,如果有意愿捐献精子,就不得不自主对其进行基础性地了解。同时,如何在顾及他人看法的前提下说服、接受自我并保护自己的隐私还须深思熟虑。


他的另一个孩子?


至于女生们,当记者问及“如果你的男友去捐精,你持怎样的态度”时,2014级文学院的L说道:“我自己不会表态,但是会告诉他的父母。他可能是为了钱,可以理解。”记者提到男方也有可能是出于高尚的动机,L则表示,“捐精有点像是捐器官,如果不是用于非法交易,可以支持。”

 

而当女生小七在被问及此事时,十分敏感地表示;“绝对不行!”


“要是他知道这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他的一个亲生孩子,他心里会一直惦记的。”即便是捐精者与受精者互盲,他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他的孩子,小七同学也依旧不依不饶,“就算他不惦记,我也会惦记着那个孩子。”她还补充道:“为什么要去捐精呢?!要是为了钱,这么缺钱的男朋友就趁早分了吧。献血可以接受,捐精不行。这涉及到伦理问题。”


小七回应了记者应如何对待捐精这一社会现象的提问。“首先要有人去做这件事,因为社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只要一小部分人就够了,不能大规模地提倡;还有要规范捐精的流程;再就是加强宣传,让大家有这方面的观念,不要都像我这么保守。”

 

在现代社会,生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宗接代”的需要。一般来说,一个家庭要有孩子才算完整。现在的大学生,还没有面对组建家庭与生育孩子的问题,在思考这些事情时,态度难免会比较模糊。


然而现实中生育有障碍的家庭,又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对于这类群体而言,接受捐献的精子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父母这一身份不仅仅是由血缘赋予,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是与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责任和情感。法律保障他们的监护人身份,同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承担对孩子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责任。不过目前来看,要让现在的中国社会整体接纳这样的“亲情”观,还有待时日。


60后更开放并且迷茫


在接受采访的所有家长中,有超过半数者认可孩子参与捐精。更有家长强调:“捐精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这样的观点与多数大学生们的模棱两可形成鲜明对比。难道,被赋予新时代意义的80、90后的思想还跟不上前一辈的步伐?

 

同意孩子捐精的家长固然占大多数,但当被问及“是否真正了解捐精”时,几乎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被采访的家长之一李女士甚至不知道国内有“人类精子库”这样的机构,更别说捐精的“过程、用途及社会影响”了。


被问到如果捐精者不是自己的孩子是否认同捐精时,家长们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肯定回答。然而,捐精本身关乎的是捐精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是捐精者父母的。同时,对大多数没有经历过性生活的大学生来说,如何在性方面自我保护也还尚不成熟。


相对于表示同意的家长,强烈表示不同意的家长可谓有理有据。有的家长认为捐精者无法得知自己的精子到底用于何处,因为是双向保密的,无法保证精子库不会非法售卖精子。“精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试管婴儿也成本颇高。被捐献的精子很有可能会被用于商业。”在精子短缺的情况下,制度能否正常运行着实令人担忧。


家长们也有生理层面的顾虑——这样不自然地排精肯定对身体有害,而且也不能预见捐精在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潜在的伤害。“可以回想一下当年的‘献血热’。我身边就有人因献血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我认为捐精的招募应该面向更高年龄段的男性,至少应该是已经完成生育的男性。对于大学生,最好不要。”


而对于“捐精到底有无害处”,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的尹大夫明确表示:“捐精毫无害处,甚至有好处。但凡是有一点害处,山东精子库都是无法开展下去的,因为这个工程由中科院领衔研究,也受国家严格看管。”既然如此,尹大夫口中的“好处”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捐精者可以免费查体,无论通过与否,都可以拿到一份自己的全面查体报告单,以便增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其次是可观的经济补助。前往精子库捐献精液的志愿者,不会交纳任何费用,第一次登记会给予50元交通补助,捐献合格后每一次给予350元补助。总次数8—12次,最后再给爱心奖励1000元。一个完整的捐献过程可获得5500元左右的经济补助。三是生殖保险。即在用于生殖技术之外,会另外为捐精者保留一份合格精子,免费保存20年。例如现在的大多数已婚人士可能忙于事业,无暇顾及生育,等到30、40岁,又苦于精子质量不高,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自己20岁左右所储存的那份合格精子,那么这样对婚姻及家庭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能保证孩子的优生。


另外,有精子库工作人员补充道,“近亲结婚”的说法在统计学中并不成立。“卫生部规定,一名志愿者最多使5名妇女受孕。在这个范围内,经社会学家计算,捐精者后代近亲结婚的概率微乎其微,几乎为零。而精子库还会提供医学方面的婚姻咨询服务,可以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在今年,捐精的年龄限制由“22—45周岁”改至“19—45周岁”(如果是1996年出生,自2016年1月1日起即可报名),并且取消了对捐精者的学历要求。如此变动最直接反映的现象就是,精子库的社会需求量正在不断上升,市场也在不断扩大。然而,年龄下限下调至19岁的不单只是为了扩充捐精数量,也是为了提高捐精数量。目前捐精群体和招募对象大多以学生为主,是因为学生通过体检并实现捐精的成功率较高,超过了查体通过率的平均值。“学生生活较规律,抽烟酗酒少,综合素质也较高。”尹大夫解释。


当人道主义落脚现实


电影《巴黎宝贝》讲述的或许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但当我们落脚现实的时候,“捐精”却频频和“手淫”、“色情”牵连起来,它们之间的一线之隔泯然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志愿者、精子库纷纷深陷舆论场,而面对个人隐私和国家政策,捐精者和院方都无法公开进行辟谣,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尴尬境地。


原本高大上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就这样沦为难以接受的丑陋行为,实在令人汗颜。不少受访者明确表示:“两者的目的和用途完全不同!”


捐精确实是通过自慰来进行的,但从目的上讲,手淫单单只是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以排泄压力和欲望,然而捐精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孕困难群体,在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受到经济补助又有何不可?如果不能在出发点上区别二者,简单粗暴地将其归结于色情和金钱交易必然是形而上的。另一方面,从用途上来看,被捐献的精子是十分具有利用价值的,例如科研或者帮助特殊群体受孕,这对社会有益,但手淫却对他人和社会毫无用处。所以这两者是否有实用价值同样也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简而言之,捐精不应该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而恰恰相反,它则实属于一种人道主义行为。


与再“人道”不过的献血相比,捐精似乎难以进入众人的评判视野,但是不可否认,献血和捐精在本质上一致的——捐献身体的一部分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尽管一个是挽救生命,一个是创造生命,但其最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他人利益,与人类和谐发展为目的这样的普世观并无冲突。


人道主义坚信最大程度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责任感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捐献精子不仅是志愿者的人身自由,在能够帮助他人的前提下,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不应该丑化捐精者的形象,而是应该认可和提供多元化、多维度,不同形式的实现美德的平等机会。




背景资料:捐精详情知多少?


捐精,就是捐精志愿者通过精子库或相关机构,把精子捐献给想要后代的不育不孕夫妇或其他求精者,是在与求精方在不发生性关系的前提下,使对方达到受孕目的的一种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与手段。所捐献精子的用途包括,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女同以及单身女子受孕,为生殖技术提供医学研究等。


按照国内目前的捐精流程,一个人捐精一次,要达到精液样本的存量要求,捐精次数需要8次-12次。提取精液后,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其中由于艾滋病毒潜伏期长达半年,6个月后,要抽血进行HIV的复查。


为避免近亲结婚的发生,2006年卫生部公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规定,每位供精者的精液标本不得使5名以上妇女受孕。一旦满5名,这份精子就将被销毁。而且全国各个精子库的资料皆为联网互通。


在我国,约有10%的夫妇面临不孕不育的问题,它虽不属严重疾病,却关系到家庭的美满幸福和社会安定。我国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对不孕不育的治疗,使无子女的夫妇能够获得生育权,从而减轻他们心理和社会上的压力。


《人类精子库的伦理原则》中明确规定:为保护供精者和受者夫妇及所出生后代的权益,供者和受者夫妇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务人员都应保持互盲,此外,捐精者和其后代也应保持互盲。受者夫妇以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的医务人员均无权查阅供精者真实身份的信息资料,供精者也无权查阅受者及其后代的一切身份信息。


而且,不得不提到的是,受精后代与捐精者是两个独立个体,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抚养或者赡养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同样,受精后代也不会享有捐精者的遗产继承权。


记者:李国弘 刘媛媛      编辑:张新健